近期讀書讀報,發現對于武當山名的來歷眾說紛紜。許多人在文章中提到一種說法,認為武當山的得名與道教 “真武神”有關:武當山為“真武大帝”得道飛升之地,故因 “非真武不足以當之”這句話而得名。筆者翻閱史料考證發現,這純屬“美好的誤會”。武當山名的出現其實和秦楚之戰有關,武當本義是“以武力阻擋之”。
武當山歷史悠久曾有多個山名
古人給山取名的規律是:山以形名(由形狀取名)、山以地名(由地域取名)、山以事名(由事情取名)、山以人名(由人物取名)。武當山,又名參上山、仙室山、太和山、謝羅山,都是遵循了這些規律。當然,在這些山名中,“武當、太和”醉引人注目。
武當山地處中國腹部,山形地貌呈“火炬狀”,素有“七十二峰朝大頂”之說,“主峰天柱峰海拔為1612.1米,照面峰1238米,南巖宮950米,形成群峰如林,重巒疊嶂的低山、中山區。”(見 《武當山志·卷一自然環境》)由于山峰參差不齊,因此先民以山形取名為“參上山”(含參差不齊之意)。
公元前770年,中國社會進入春秋時期,諸子百家興起,其中的“神仙家”相中了山深林密的參上山,紛紛前去找山洞巖屋隱居清修,于是參上山又更名“仙室山”。
春秋末期,函谷關令尹喜(字文公,號文始真人,著名道家人物),見紫氣東來,預感有貴人將至。果然道家始祖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駕青牛西去,到了函谷關。尹喜迎入官舍,拜師問道。老子住函谷關三個多月,寫下《道經》、《德經》(合稱 《道德經》)五千言。尹喜為了研讀《道德經》,稱病辭官到仙室山隱居,使這部被稱為“東方圣經”的中國文化寶典,能夠傳之后世。
春秋時期,諸侯爭霸,烽火連年,戰亂不休,民不聊生,史稱“春秋無義戰”。尹喜十分渴望和平,使人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于是他從《周易》乾卦第一的“保合太和”中,取“太和”更名仙室山為“太和山”。太和,意為“大和諧”,涵蓋了“和平、和睦、和愛、和美、和氣”諸意,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天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親情之間的和愛,夫妻之間的和美,行業之間的和氣。因此,學者稱武當文化的核心是“和”,和為貴,和氣生財,和愛發家,和睦興業,和平興國。
尹喜繼承了老子的思想,傳播《道德經》貢獻巨大,因此莊子給予他高度評價,在《莊子·天下》中把他和老子并列,贊嘆他們是“古之博大真人”。(見 《辭海·關尹》)尹喜也被后人稱為“尹仙”,他居住的地方被稱為“尹仙巖”,并塑神像香火侍奉。在《武當山志》中,把他列為武當道教人物之首。
武當山以縣名定山名 意為“以武力阻擋之
武當山名的出現與武當縣名有關。據文獻記載:公元前616年—公元前611年,楚莊王先后滅掉漢江中上游的絞、麇、庸、鄧等方國,將漢江流域納入楚國版圖。公元前476年,中國社會進入戰國時期。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個國家混戰不休,故而史稱“戰國”。公元前356年,秦孝公起用商鞅實行改革,史稱“商鞅變法”,國力日益強大,于是向東南擴張。從此,秦楚兩國經常在漢江上游鏖兵,展開拉鋸戰。公元前340年,秦國侵占了楚國丹江上游的商地,由于商鞅變法有功,秦孝公便封給商鞅(商鞅衛國人,姓公孫,原名“衛鞅”或“公孫鞅”,由于封地在商,史稱“商鞅”)。并且在商地東南70里(今陜西丹鳳縣境內)設置“武關”,意為駐兵以武力阻擋楚國奪回商地。楚國也針對秦國在太和山下的漢江邊設置了武當縣,古代“當”“擋”同義,即意為駐兵以武力阻擋秦國從商地南侵。從此山以地名,太和山更名為“武當山”。(見《十堰歷史建置考·武當建置地名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沿襲楚國舊制,仍然叫武當縣。漢承秦制,也沿襲了武當縣名。武當縣醉早見諸文獻,是在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蘭臺令史班固(公元32—92年),編撰的《前漢書·地理志》中記載:武當縣屬于荊州南陽郡36縣之一。
武當山醉早見諸文獻,是在南朝劉宋時歷史學家范曄(公元398—445年)編撰的《后漢書·郡國志》中記載:武當縣南二百里有武當山。《后漢書·朱穆傳》也記載,朱穆在桓帝時曾任侍御史和尚書,后來辭官,“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可見武當縣見諸文獻比武當山見諸文獻早了300余年。
北朝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公元470—527年),在《水經注》中記載武當縣和武當山更為具體:武當縣西北“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從時間上看,武當山在史書中出現晚于武當縣,而且楚設武當縣是以武擋秦,顯然武當山是以縣名定山名。
武當山又名謝羅山,是與謝允有關。謝允,西晉時人,曾任羅邑宰,博覽群書,尤精道學。晉太康中(公元285年),辭官入道,上武當山修煉。相傳他得沖寂之妙,能飛行絕壁。因而武當山又稱謝羅山。(見《武當山志·道教人物》)
// 永樂皇帝大修武當 更名“大岳太和山”
武當縣在歷史上存在了近2000年,一直到明朝初年廢止。武當山自公元前340年到明朝永樂15年(公元1418年),在歷經一千多年風雨后,由于永樂皇帝朱棣的一道圣旨,又更名為“大岳太和山”。朱棣在這年給隆平侯張信等人下的圣旨中說:“武當山古名太和山又名大岳,今名為大岳太和山。大頂金殿,名大岳太和宮。欽此。”(見《武當山志·文獻選錄》)明代,武當山一直被稱為“大岳太和山”,現在保存在武當山的明代眾多圣旨碑和志書上,都是這種稱謂。
永樂皇帝朱棣為什么要把武當山更名為“大岳太和山”?這是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
朱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為燕王,鎮守北平(后改為“北京”)。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經過4年鏖戰于402年攻入南京,建文帝失蹤,朱棣登上帝位,改年號“永樂”。朱棣以藩王入主大統,有違封建宗法正統觀念,因此朝野不服。先是大儒方孝孺當眾在金殿罵他是“燕賊篡位”,接著是大臣景清當眾掏出利刃刺殺他。朱棣責問:“朕那么信任你,為何還要謀害朕?”景清回答:“為故主報仇耳!”從此朱棣夜不能寐,他對身邊的大臣不敢相信,特別是建文逃出南京,帶兵鎮守各地的大將都是建文舊臣,建文要是登高一呼,萬眾響應,如何得了!
為了尋找建文,朱棣派親信胡濙在全國各地暗訪,又派鄭和下西洋結合通商尋訪。雙管齊下,依然沒有找到建文的下落。恰在此時,南北邊關的緊急軍情塘報傳來,說是北邊的元朝殘余勢力趁機南侵,南邊的安南等也是趁機北上,攻城略地,屠殺邊民。朱棣感到內外交困,焦頭爛額,如何穩定政局,騰出手來南征北戰,消弭邊患?他想起孔圣人的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但是如何“正名”?這時武當山得道高人張三豐,通過蜀獻王朱椿向朱棣獻策:“玄帝陰佑,君權神授,大修武當,報答神恩。”就是說朱棣登上皇位得到了玄帝陰佑,是君權神授,為報答神恩,特大修玄帝居住的武當山宮觀。他在大修武當宮觀的圣旨碑等多道圣旨上,都講他“奉天靖難之初,北極真武玄帝顯彰圣靈,始終佑助,感應之妙,難盡形容,懷報之心,孜孜未已。”因此大修武當。
朱棣大修武當,還有另外一個版本。胡濙尋訪建文時在武當山遇見張三豐真人,得到點化,上奏朱棣,遂大修武當宮觀,報答君權神授的神恩。(見《明史·方伎傳》)朱棣還下旨在武當山特別修一座“遇真宮”,供奉張三豐。為活著的人修宮殿,給以皇帝待遇,可見朱棣對張三豐何等敬重。朱棣大修武當,果然使朝野臣服,出現了太和景象,穩定了政治局面。他騰出手來五次北征,兩次南戰,終于消除邊患,為確定中國之版圖,立下不世之功。千古一帝康熙評價朱棣“功邁漢唐”,說朱棣功勞超過漢武帝和唐太宗,言不為過。
// 抗戰時期再次揚名 眾多名將武當題詞
武當山名再次叫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當時武當山是陪都重慶的東大門,駐守這里的第五戰區軍隊和當地人民,據險扼守,經受住了日寇飛機的數十次狂轟濫炸,頂住了日寇數十萬軍隊的猛烈攻擊,成為一道保衛重慶的鐵關。這期間,一批抗日名將和抗日志士先后登臨武當山,留下“我武維揚”、“整軍經武”(李宗仁題)、“為尋勝景武當游,步步崎嶇興不休。四面煙巒歸眼底,疏疏林葉萬山秋。”(李品仙《登武當》)“萬丈雄山勢欲奔,峰高五岳接天門。秦皇漢武封禪日,不受虛榮亦自尊。”(方振武《游天柱峰》)等題詞和詩篇,刻巖勒石,永示紀念。
武當山,太和山,兩個山名的出現是政治的需要,卻產生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武當,太和,一個講戰爭,一個講和平,兩個山名正好相反相成,組成一個“太極”。武當為太和,太和必武當。就是說,欲達太和,必須武當;放棄武當,就無太和。因此,太和是目的,武當是手段。中國人崇尚和平,期望“天下太平”。全國各地打更老人徹夜呼喊的就是:“天下太平!”古人造字的“武”,便是“止戈”的組合。所以《說文解字》講“止戈為武”,意思是以武滅武,即“止戈”,從而達到和平。解放軍有句經典名言:“軍人的勛章是和平。”要榮獲和平勛章,必須練兵備戰。因此,武當,太和,乃“武當文化”之精髓,是中國文化殿堂的瑰寶。武當文化體現的“武當精神”,即“尚武精神”和“和諧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弘揚武當文化,發揚武當精神,為建設強大的祖國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