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會稽山腳下，曾經有一群人，以一種詩意的方式，過著類似古希臘人的哲思生活，他們就像立足在本土上的根根傲骨，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詩性風采。

世說新語時代，一元破碎，多元復興，美屬于個體，而非王朝。那時的王朝，太丑陋，但美的理念卻覺醒了。

美，源于自我意識，東晉大將桓溫問大名士殷浩：“卿何如我？”問得很有霸氣，這要在先秦諸子，一定是要爭鳴一番的，可殷浩莞爾一答：“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美的理念就是這樣從內心醒來的，照亮了那個時代的士人的姿，士人的態。這種“寧作我”的姿態，就是我們歷代所向往的魏晉風度，一個獨立個體的士人風度，自我自信的姿態。

1.感發山川

經過魏晉陶冶，南朝東晉之際，那股“寧作我”的玄風又渡江南。看那古越山陰之地，人心自由飛揚，與山間煙雨共氤氳，沁浸了山陰道上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一什一器、一街一巷、一家一族、一兵一將，充滿了“時來天地皆同力”的精氣神兒。

看看那些走出家門享受陽光和空氣的人，皆因自足而放飛了自我，皆因和平自信而微笑如佛陀，他們自由出游，風姿綽約。

在王朝作揖，何如去山水放歌？不是游山，亦非玩水，而是以山水為導游，走向自然之美；無需咬文，何必嚼字，且以山水為師，游心自然。如果內心有陰云，怎能游心自然？人不清凈，何言山水！因此啊，人格之美要與天地之美、山川之美相統一，人與山川相映發，那才是真美。

遙想王、謝當年，“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王羲之、謝靈運是以怎樣的人格情懷在感發山川呢？

山水是透明的，人以山水為鏡，可以照見自我；內心沒有陰云，人格也是透明的，映照山水，不僅以人之眼，更以心之眼，感發于山水之間，山水因之而有靈性，這就是人與山川相映發了。

王羲之小兒王獻之，更是一往情深：他從山陰道上行，看到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四季更換，美在色彩變幻中流轉，正看郁郁蔥蔥、滿目蒼翠之際，轉眼就斑斕一片了；秋冬之際，尤難為懷，色彩蒼老了。但那色彩依然透明，映發起來，流彩溢翠，恍若琉璃世界。

太美了！美得讓你要緊緊地擁抱它，可惜啊，人的懷抱還是太小了，因為美在泛濫，如月印萬川，人怎么抱得過來？惟有一聲長嘆：尤難為懷！人生短暫，你應接不暇；懷抱太小，又怎能擁有萬川？人啊人，你要有怎樣的懷抱，才能與這無處不在的會稽山川之美相映發呢？

人啊，在認識你自己的同時，在大自然面前，還不要忘記你有選擇適應我的權利。

2.“適我”之美

美在泛濫，人的感官應接不暇，怎么辦？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告訴兒子：“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短暫與永恒，有限與無限，個體與萬物，這些在宇宙大化中，參差不齊的萬象，你如何把握它們吶？關鍵在于“我”，“我”要在這些對立中確立主體性，讓我來選擇，便是“適我”，可“適我”有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確認自我的獨立之精神——“寧作我”。

魏晉人就這樣以自我之眼觀山，反而看出了“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這是一種因人的局限而感發的悵惘之情；但同時魏晉人又能在其中“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便是那“適我”的主體性，是我對自然審美的選擇權。這主體性在魏晉人是生命之美的姿態，高格如嵇康，他選擇了燦爛的死以踐履他的主體性。

這種“自我”之眼的格，正是與古希臘人不同的認識自然的另一個維度的延展。從西方到東方，從古希臘到魏晉，人類認識自然和認識自我之智眼，都有一個共同的普適的發現，那就是人在自然面前謙卑的同時，還必須保持主體性的張力，這一張力在西方叫“選擇”，在東方叫“適我”。

思維方式的不同所導致的表述語境也不同。古希臘是理性的，人啊認識你自己，便是那帶有必然性的命運悲劇的經典臺詞；而人是萬物的尺度，則表達出古希臘哲學所追求的人類正義。魏晉風度是婉約的、詩性的，將自然裝在詩意的文化空間里便是“遼落”，便是“適我”。

理性所展示的是硬碰硬的技術活兒，而詩性則是柔軟的、模糊的、又無所不包的藝術操作。詩性，你無法打垮它，只能接受它，是在潛意識里被美俘虜。從廬山到會稽山是江南的詩意空間，是一種魏晉風度的文化空間，你可以把一代王朝推翻，你能把美推翻嗎？

“游心”山川，將自我放到自然中去，很美；而使山川“適我”，則是給自然一個主體性靈的審美選擇，就能“寓目理自陳”，看到自然的本質。所以，不要爭鳴，清談就夠了，審美就夠了，爭鳴必帶有霸氣，先秦百家爭鳴，其實就是百家爭霸，每一個思想流派都要擺出一副掌握絕對真理的架勢，都想控制著“定于一”的話語權。

“定于一”，一個標準，就不一定能“適我”，而必須是“無我”，放棄自我意志。清談則不然，人人都在炫智、逞辯，各有其話語權，各自有觀點，都要“適我無非新”，都在“寧作我”中互相激發，老莊式的玄味一出，便相視而笑了。所以，有人這樣說“欲知東晉一代詩格、筆墨風韻，當自《蘭亭詩集》中體味”。不僅其詩意沉浸在玄味兒中，書法也有一種“寧作我”的風味。

3.蘭亭風雅

美在泛濫，人的感官應接不暇，怎么辦？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告訴兒子：“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短暫與永恒，有限與無限，個體與萬物，這些在宇宙大化中，參差不齊的萬象，你如何把握它們吶？關鍵在于“我”，“我”要在這些對立中確立主體性，讓我來選擇，便是“適我”，可“適我”有一個根本前提，那就是確認自我的獨立之精神——“寧作我”。

魏晉人就這樣以自我之眼觀山，反而看出了“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這是一種因人的局限而感發的悵惘之情；但同時魏晉人又能在其中“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便是那“適我”的主體性，是我對自然審美的選擇權。這主體性在魏晉人是生命之美的姿態，高格如嵇康，他選擇了燦爛的死以踐履他的主體性。

這種“自我”之眼的格，正是與古希臘人不同的認識自然的另一個維度的延展。從西方到東方，從古希臘到魏晉，人類認識自然和認識自我之智眼，都有一個共同的普適的發現，那就是人在自然面前謙卑的同時，還必須保持主體性的張力，這一張力在西方叫“選擇”，在東方叫“適我”。

思維方式的不同所導致的表述語境也不同。古希臘是理性的，人啊認識你自己，便是那帶有必然性的命運悲劇的經典臺詞；而人是萬物的尺度，則表達出古希臘哲學所追求的人類正義。魏晉風度是婉約的、詩性的，將自然裝在詩意的文化空間里便是“遼落”，便是“適我”。

理性所展示的是硬碰硬的技術活兒，而詩性則是柔軟的、模糊的、又無所不包的藝術操作。詩性，你無法打垮它，只能接受它，是在潛意識里被美俘虜。從廬山到會稽山是江南的詩意空間，是一種魏晉風度的文化空間，你可以把一代王朝推翻，你能把美推翻嗎？

“游心”山川，將自我放到自然中去，很美；而使山川“適我”，則是給自然一個主體性靈的審美選擇，就能“寓目理自陳”，看到自然的本質。所以，不要爭鳴，清談就夠了，審美就夠了，爭鳴必帶有霸氣，先秦百家爭鳴，其實就是百家爭霸，每一個思想流派都要擺出一副掌握絕對真理的架勢，都想控制著“定于一”的話語權。

“定于一”，一個標準，就不一定能“適我”，而必須是“無我”，放棄自我意志。清談則不然，人人都在炫智、逞辯，各有其話語權，各自有觀點，都要“適我無非新”，都在“寧作我”中互相激發，老莊式的玄味一出，便相視而笑了。所以，有人這樣說“欲知東晉一代詩格、筆墨風韻，當自《蘭亭詩集》中體味”。不僅其詩意沉浸在玄味兒中，書法也有一種“寧作我”的風味。

4.放翁之愁

會稽山風吹拂宋代，又吹來一個“寧作我”的放翁。據說，陸游與范成大同僚，但意見常常相左。范成大，名大，官也大，他的左右，時有譏諷陸游狂放，陸游一哂，鄙睨而為“馬耳風”，于是自號“放翁”，并有詩吟：“門前剝啄誰相覓，賀我今年號放翁。”

不過，“放翁”也有放不下的，他不是“寧作我”嗎？還有什么放不下呢？他放不下的，便是他母親。在母親面前，他不敢“寧作我”，不敢自號“放翁”，母親給他釀了“一杯愁緒”，他得喝下去，喝出一段橫絕古今的情殤往事，如花飛雪，滿天愁緒，無比凄美。

會稽滄桑老去，而沈園新綠依舊，這里有陸放翁的故事。葫蘆池上，斜雨飄飄，細碎了水面的漣漪，低吟著掃過石板橋的凹凸濺起了一曲哀婉的“憶江南”。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陸游老年到沈園憑吊唐婉的悲涼，流淌出一種美人遲暮、英雄末路的命運感。唐婉為情抑郁而終四十載，而陸游空有抗金懷抱付流水。曾經滄海，他寧作會稽土，老淚只為唐婉“一泫然”。唐婉，陸游的表妹，美人如花，還未燦爛，便已凋零。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干，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欄。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千秋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

唐婉如泣如訴，哭訴著幽思成疾的美詞，吟得秋風瑟瑟，如秋蟲的最后一聲悲慘，在萬籟俱寂中冷對孤星，靈魂最終走向虛無。美女唐琬，至今還未入詩人行，可她這首詞的悲愴，卻沁骨入髓。相比之下，陸游的“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墻柳”，多少還有點閑情中的遺恨；“一杯愁緒，幾年離索”的思念，怪在前緣的“錯！錯！錯！”

這“愁緒”，緣于一段不幸的婚姻。陸游20歲與表妹唐琬成婚，唐婉率真，婚后，夫婦詩詞唱和，情意纏綿，引起陸母不滿，在孝與愛之間，陸游無奈，“執手相看淚眼”，休書一紙，休棄了愛妻。

于是，唐婉改嫁趙士程，陸游也另娶了妻子。某日，春色撩人，陸游前往沈園踏春，邂逅唐琬。唐婉遣人送陸游一杯酒，陸游傷感無限，便在墻上題了這首《釵頭鳳》詞，唐琬情深，以血淚和之。此后，一對情侶，各自淪落天涯，陸游在“錦書難托”的無奈中，北上抗金；而唐琬卻在“病魂常似秋千索”的悲愴里悒郁而終。

陸游抗金游宦，夢想著吹角連營、鐵馬冰河的軍旅生涯，現實里終歸換來的是白發老翁，落寞中重歸會稽山陰。

昔日愛情尚在，可“沈園柳老”，向誰“吹綿”？故地重游，園主三易，嘆美人已逝，眼前花影浮動，勾起“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的不堪回首。《釵頭鳳》已是半壁殘破，放翁以衰年重讀舊詞，剝落了“一杯愁緒”的往日輕浮，沉郁了蒼涼的天命意味。臨死之前，他心里放不下的，一是北國，“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二是沈園，“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

他對唐婉的“不堪”之情，地老天荒，有沈園為證。

5.青藤之狂

明代紹興府，又出了一位“寧作我”的狂人。他就是徐渭徐青藤，袁宏道為詩驚嘆徐渭的才氣是，“光芒夜半泣鬼神”。

會稽山的天高，會稽山的路遠，會稽山的丘陵將山水分隔成多元的、相對獨立的小空間，為文人做了精神獨立的支撐。

文人的心靈，想有一座文化的江山，想做文化江山主人翁，尤其江南文人，多有這樣被人目為奇人和狂人的人。

徐渭是一狂生，就像一顆文曲星，降落在青藤書屋。那時，叫榴花書屋，院中有一棵石榴樹。徐渭六歲時，便在這里讀書，十歲時，他在書房南窗下，手植青藤一株，書香歲月，青藤葉茂，嫩芽絲絲縷縷，搖曳在窗前廊下，無論是微雨初濕，還是陽光細碎，在天井的恬適中，悄然著自由伸展，爬滿了他的身心，為讀書的枯淡增添了些許靈質，徐渭稍長，便將它改為青藤書屋。

這一年，徐渭還小試身手。坊間流傳，他到鄉下掃墓時，碰到縣令吃攤派，酒酣耳熱，貪官一高興，不禁吟道：“紅白相兼，醉客不知南北”。徐渭聽后憤然，隨口譏諷：“青黃不接，小民哪有東西！”幾個回合后，縣令失態，忍不住罵起來：“童子才五人，無如爾狡！”徐渭回擊：“知縣僅七品，誰比公貪。”

徐渭狂放初露，神童的自由意志初露鋒芒，但不一定適合八股文章。其實，徐渭在青藤書屋讀書，直到二十歲才考中秀才。之后，鄉試八次，皆以不合規寸，屢屢落第。以他之狂，落第才是情理之中，不過當局者迷而已。中舉是一道門檻，他這一生都沒有邁過去，便自作主張不再科第，退而求其次，做了閩浙總督胡宗憲的幕僚。

在幕府，他出謀劃策，東南抗倭，屢建奇功，名聲大振。但狂人命運不爽，時運不濟，胡宗憲因與嚴嵩一黨，事發下獄，徐渭受牽連。為免于受辱，徐渭佯狂自殺未遂，卻誤殺己妻。

妻亡他下獄，獄中幡然省悟。與王朝決裂，王朝天下，何功可立？幸甚，徐翁失仕途之馬，始得一宣紙上的自由江山矣。

在靈的星空下，徐渭的狂生本性，布衣本色，催發他的才華，就像那漫舞的老藤，曲直有致，剛健淳厚，漫溢于談畫論道中，在筆墨中求“寧作我”，但他求得好苦，他想用死解脫他的求索之苦。

因此，他佯狂自殺，三次不死。他以巨錐貫耳，以重椎碎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還誤殺己妻。蒼天！徐渭何罪之有？非看透專制本質、非徹底絕望者而不能有如此之行為也。一個闖入專制政治陷阱的士，他的悲劇不過是認錯了門，誤入了門庭。他不善權術，只能佯狂，他原本天賦藝術家的真狂，恐怕連他自己都分不清哪個是真狂抑或佯狂。

他自稱“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手書牌匾“一塵不到”，懸于青藤書屋，猶如狂放“自在巖”，依舊安臥在門前。潑墨畫法，出于青藤，潑墨之狂野，想必源自于他生命本性的自由流露。他把墨潑到宣紙上，一任水墨自然流淌，在水墨浸潤宣紙的變化中，宣泄著靈魂之殤，大概是位東方的凡高吧，惹得齊白石甘做“青藤門下一走狗”。

有一幅《葡萄》，他在畫上題詩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那畫上的署名是“青藤”。“青藤”與徐渭似乎有著說不清的“寧作我”的緣分。

原文刊于《經濟觀察報》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