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研究開平碉樓的各種文獻中，只是強調了開平籍華僑與碉樓的關系，而忽略了大批開平人出國的社會歷史背景。本文將以咸豐同治年間發生的洪兵起義和土客械斗為視角展開討論。

由于開平特殊的歷史地理背景，民情容易激動。種種矛盾中，又以宗族械斗、匪患最為常見。在開平縣各種社會矛盾的演進中，19世紀中期的洪兵之亂與土客械斗特別引人注目。廣東洪兵之亂的大背景是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具體原因則與三合會的蔓延及廣東當時的形勢有關。洪兵聲勢浩大，當局無力兼顧，遂有招募客家人為勇之事，“客勇”應運而生。其中，鶴山、開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離幫助政府鎮壓洪兵的軌道，將矛頭對準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由此，引發了一場“構禍至十余年，彼此仇殺至數十百萬人，為歷來未有之浩劫”的土客大械斗。開平是當時土客械斗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

械斗的結果是，開平的殘余客民被遷往他處安插，土人的日子也不好過，恩平、開平等地，“自客人亂后，轉徙他方，田廬荒廢，變為虎豹窟穴”。“轉徙他方”的一個主要流向，就是與當時美洲發現金礦相呼應，大批開平人踏上了艱難的出國之旅。

在清季民初之時，當成批的開平籍華僑歸國買地置產、娶妻成家之時，由于傳統的社會矛盾如宗族械斗、匪患呈加速度發展的態勢，形制各異、具有強大防衛功能的碉樓勃然興焉。

一、清初客家南遷與開平的土客矛盾

順治初年，開平建縣，其地系由恩平、新興、新會三縣之地析置而成，地勢低洼，河網密布，往往遭受洪澇之害。道光《肇慶府志》曾這樣描述開平地形：“肇郡地據上游，右控蒼梧，會三江之口，制五州之要。……開平蕞爾一邑，云宿之山，獨鶴之水，勝概稱雄。”雍正十年，由開平析出雙橋、古博、豐都，加上新會、新興兩縣的部分土地，置鶴山縣。

開平縣地原來分屬數縣，民情容易激動，據道光《肇慶府志》說：“開平之地，分自三地，禮俗既殊，民情各別，雀角之爭，萑苻之警，常劇于他縣。長沙一寨，以淤泥限四境，人馬至此，往往可望而不可近。伏波樓船，雖有長技亦何所施，今幸削平，遺壘常在。有保障之責者，誠不可一日忘備于此也。”該縣河網密布，水道縱橫，素為艇盜、海盜活躍之區，早在嘉慶年間，就有“盜賊充斥，宅梧、大雁山尤為盜藪”的記載。鴉片戰爭后，因為交通廣州、港澳地區，購槍便利，產生諸多匪股，各匪股雖然規模較小，但能量頗強。民國初年的“大粒煙”李芳匪股甚至攻占過開平縣城。一般民眾，由于政府勢力不逮，遂以武裝自衛，筑壘筑堡，建寨建樓。故粵撫郭嵩燾曾說：“至于廣東盜風之盛，尤非各省情形可比。……蓋廣東民氣素強，嗜利輕生，乃其本性。盜賊之多，百倍他省州縣。”

開平建縣之初，正是明清戰亂之余，繼以三藩之亂與“遷界”、“復界”，地荒人稀。當然，這種情況并不止于開平，當時整個珠江下游都受到政治形勢的影響，人口銳減。順治六年己丑上諭稱：“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凡各處逃亡人民，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查本地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為業。”雖然如此，由于清廷在康熙初年為了防止臺灣鄭氏政權內侵而實行“遷海”政策，使廣東沿海再次遭到慘重打擊?？滴跗吣?，廣東巡撫王來任眼見“遷海”既于生民有害，復于統治不利，遂上疏請求復界。復界后，清廷基本上一直是采取鼓勵招民墾荒的政策，其過程延至道光年間。

客家人系千百年來中原漢人因為躲避戰亂而在閩粵贛三角地帶形成的，但那里的自然條件并不能滿足其人口增長的需要，所以，從清初開始，那里的客家便向外遷徙了。清廷的鼓勵，與客家外遷的要求吻合，蝸居惠州、潮州、韶州、嘉應州等地的客家人開始一茬接一茬地向西（江西南部）、向南（廣東中西部）遷移。降至雍正、乾隆時代，惠潮嘉及江西贛州等屬的客民，又大批地向粵省廣州、肇慶諸屬遷移。據稱：“凡今日（民國時期）花縣、番禺、增城、東莞、寶安、四會、新興、開平、恩平、臺山（即清時的新寧）、鶴山等縣，當時均漸有客人雜居。”上述各州縣，正是咸豐同治時期南遷客民基本定居下來的地區。

客家外遷，多以宗族為單位，成群結隊，到達客居地后，一般也是聚族而居，所以，在廣、肇等屬形成許多“客村”、“客鄉”。開平的金雞、赤水等地也形成了大量客村。

客家南遷勢必與土著發生密切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清代廣東土著（一般稱為廣府人）也由中原漢人南遷形成，由于南遷較早，其語言風俗習慣與客家有很大差異。他們都相信自己祖先多遷自南雄珠璣巷。拿開平縣的情況來說，當晚清、民國之際，縣民各族姓家譜，“其由珠璣巷來者有自，五季時已南徙廣州，凡三遷而至于本境，其余或至自福建，或至自浙江，或至自江西。”

廣、肇之人將惠潮嘉等屬遷來之民稱為客家，并謂其語言為客話?？图胰?ldquo;或營商業，或務墾辟，皆先后占籍焉。于是廣肇各屬土著遂以客視之，因言語與土著不同，又謂其話為客話。”土客雜處，不免嫌隙漸生，積久生變。

土客矛盾最明顯的外在特征就是語言不同，有人甚至把后來發生的土客械斗直接指稱為“分聲械斗”：“咸豐四年，開（平）、恩（平）兩縣土客因事失和，釀成分聲械斗……夫無論土民客民，皆黃農裔也，只因方音不同，積年尋仇劇斗，兩敗俱傷，為禍之烈，一至于此。”

至于具體原因，則表露多端。

如喪葬習俗的沖突。客家由于被迫流移轉徙，親人離散，尊祖觀念特別濃厚。每遷一處，必將先人遺骸挖出，用“金罌”（陶罐）裝好，隨身遷徙，到新居地再安葬，這就是“背骨骸”、“二次葬”風俗的由來?？图胰藢︼L水的迷信及其特殊的喪葬習俗，引起土著的反感，客民固守其俗，甚至當斗禍發生時，他們為了破土著風水，經常有搗毀土著祖墳之事，如開平縣，“客人發掘土著山墳，改葬其先骸。害及枯骨，慘無人道。”因為爭墳山墓穴之故而引發械斗，并不限于土客之間，在整個清代閩粵地區都是很普遍的，如開平縣，“俗喜爭山，常有挖骨之控。”

如學額的爭奪。客家人重視讀書，是有經濟方面的原因的，對尚未安定、尚未爭取到一定學額的客家人來說，土著阻止其進取，不啻在斷他們的飯碗。清代學額有定數，土著不欲分潤，爭端頓起。這種情況在開平縣也有明顯表現：“自乾隆二十五年，客童等赴大府呈請入籍。嘉慶六年，嘉應州生員曾龍翔、肇慶生員某某以土客互相攻訐，赴督院呈請另開客籍，俾主客相安……（后官方同意）另編客籍字號。”土客械斗之后，原先客家人爭取到的學額損失殆盡：“客匪平后，客籍出境，無人應試，歸并客籍（學額）。”

如經濟矛盾。客民雖然所居山僻，但他們一般都佃種土民的田地。同治二年十一月，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奏稱：“因查肇屬客民……其始墾山耕種，傭力為生。土民役使嚴急，仇怨日積。”另有一位土紳陳坤也說：“恩平客民……開墾住聚，自為村落，傭力營生，土民奴隸視之。”因為受壓迫之久而深，所以一遇機會，客民之報復也驟而烈。

實際上，開平建縣以后的社會矛盾，并不限于上述土客矛盾。土著內部、客家內部還常常發生危害極大的宗族械斗。清代廣東宗族數量之多，力量之大，蔚為壯觀，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早在順治年間，工科給事中姚延啟就說過：“粵民聚族而居，大或萬丁，小者千戶……聚族而居，故易以動眾；兼挾重貲，故易以為奸，一事睚眥，即千百為群，戈戢相向。”開平的大姓如司徒、譚等姓都曾經以宗族械斗、防匪聞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客家建筑對開平碉樓的間接影響問題?，F在人們一般都知道，永定土樓、梅州圍龍屋都是客家艱辛播遷、武力攻防的結晶。土樓土堡基本上都是封閉式或半封閉式的，大門一關，形同城堡。“堡”內有糧食、水井等，攻防兼備。

當然，我們要注意，在清代前期、中期，客民南遷廣州、肇慶二府時，所居之地，要么是人煙稀少之僻壤，要么是土著占余之山谷，他們不可能象在其閩粵贛交界之大本營地區那樣，從容營建堅固的住所。再者，在廣、肇二府械斗發生之區，土客雙方反復攻掠燒殺，客家失敗后，基本上都從當地遷出。今天的開平是否還有客家民居遺存已難以查考，但從初期以客家為主體的太平軍在永安等地筑壘抵抗清軍的行動不難發現，客家建筑具有實用性。開平、恩平等地土客械斗期間，客家人被迫流竄作戰，多有筑壘抗拒之事。所以，客家人的建筑不可能不對開平碉樓構成影響，其間關系，尚待探討。

廣東土著之民在源流、社會結構、社會風氣等方面都與客家有著很大差別，這種情況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的作用下，如冰山裂縫，演變到一定時日，或是突然出現強大的外力，就會出現大裂變、大沖突。

二、洪兵之亂與開平土客械斗的爆發

晚清時，開平縣建有義勇祠六所，其中有五所是在咸豐同治年間建立的，“祀紅客匪殉難者。”其城北義勇祠碑文記云：“甲寅紅匪構亂，客患復熾，焚殺虜劫，數縣震動，鄉之人團練守御，前后凡數十百戰，卒賴其力，保聚安全。事平，咸豐思厥功，因念陣亡者死事之慘，至同治癸酉冬乃于蒼城北去二里九子廟旁，醵金建祠，永其香火。并建普安祠于其左。”從這些記載不難發現，洪兵之亂與土客械斗有著密切的連帶關系。

洪兵即天地會武裝。乾隆末年，臺灣林爽文起義失敗后，清政府連年追查天地會源流，其發源地閩南及閩粵交界之地追查尤嚴，天地會分子多逃往內地或海外藏匿，廣東乃一主要方向。嘉慶道光時期，粵省天地會勢力發展迅速。據那彥成“諭民可痛改拜會惡習告示”云：“廣東地介島夷，利兼山海，五方之人雜處，營易僑寓。孤單客民懼土豪之欺凌，苦差胥之滋擾，交結伙伴，共相幫助，漸次訟棍爛崽均入其中，倡為添弟會名色，以為伙黨既多，可以不畏強悍。而土著之民懼外民黨羽日眾，亦復煽引有田廬之人結會相抗，到官則互作詞證，在鄉則分棚毆斗。”天地會組織往往與當時的社會問題互為影響。光緒年間，粵督張之洞曾經說過：“廣東莠民為害地方者，約有三類，一曰盜劫，一曰拜會，一曰械斗。盜以搶掠，會以糾黨，斗以焚殺，三者互相出入，統名曰匪。會多則為盜，盜強則助斗，斗久則招募，會、盜各匪皆入其中，習俗相沿，蘗芽日盛，擾害農商，撓亂法紀。”

廣東天地會一般稱為三合會，往往以堂為名，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但是，據孔飛力教授研究，華南天地會的堂主要是地方組織，它們的成立是為了滿足地方村社的需要。這些需要首先是經濟方面的。一個地方的堂的關鍵人物稱為“米飯主”，即通過給地方村社平民提供糧食而能得到這些人效忠的地方領袖。這些領袖并不是紳士中的普通成員，而是與普通紳士地位相當的異端，即天地會的組織者。他們的經濟力量或是來源于自己私人的財富，或是來自動員其信徒們從事非法活動的能力。掠奪所得的贓物都交給公庫。道咸之交，廣東三合會勢力已經膨脹至極，加上太平天國的影響，其爆發只是時間問題了。鶴山麥秉鈞說：“想我都之喪亂，莫慘于客賊，而客賊之荼毒，皆由于洪匪，其所謂洪匪若何？一曰三合會，又曰添弟會，又曰三點會，俱冒姓洪，倘不入會，行劫不得與焉。”

十九世紀時，宗族械斗成了廣東的地方大患，該省不少地方處于長期混亂的狀態中，及至咸豐初年，太平軍興，廣東原本興盛的的宗族與團練迅速擴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兩者往往合為一體，“一個單一族的村的團練，不多不少就是一個宗族組織。團練的首領就是宗族的首領。”

社學本來是一種教育機構，到了1850年代，講學活動已根本絕跡，社學只不過是若干村莊村民集會之所，其作用僅是為了安定民心。這種新組織形式有時稱為局或公局。不論是社還是局，在那些動亂的日子里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那就是招募兵勇，籌措軍餉，協助官府對義軍作戰，或是招撫裹脅，安置流亡。社、局其實等于官府在農村的代理機構，這樣，官府就可以騰出手來全力對付紅兵。當然，這種政策也有副作用。士紳們在行政管理中有這么大的權力，這使本來已經難以駕馭的地方主義情緒愈演愈烈，幾乎不可收拾。

廣東洪兵起義的爆發，其大背景是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最后導致了太平天國運動，具體原因則與三合會的蔓延及廣東當時的形勢有關。

咸豐二年、三年，廣州等府連續遭遇水災，官府仍然希望征收更多的賦稅，混亂開始蔓延，農民紛紛加入三合會以尋求庇護。咸豐四年五月，開平“大饑，米貴，升米錢七十文，人多饑死。”適值洪兵起義，開平土民多有響應者。

咸豐四年，廣東洪兵起義爆發。先是，東莞三合會何六的活動遭到當地紳士首領的壓制，何六遂公開造反。五月，何六據東莞石龍圩起事。隨即，廣州地區各股三合會首領都打出了造反的旗幟。不久，陳吉占領順德，清遠、肇慶陷落，何六占領增城，徐兆表豎旗于開平縣，“廣州、韶州、肇慶先后陷賊者二十九州縣。”關于當時洪兵的組織情況，據《新會縣鄉土志》記載：咸豐四年夏五月，“廣東紅巾賊起，……會匪所在蜂起，從逆者裹紅巾，服梨園衣冠，造洪順堂、洪義堂印，署置將軍、元帥、先鋒、軍師偽名號，其黨曰洪兵。官軍麾幟用白，賊遂稱為白兵。”

當時廣東到底有多少股起義軍難于確計，但圍困廣州的人數當不下于20萬。所有義軍戰士都頭裹紅巾，旗號也是紅色的，所以又被稱之為“紅兵”。他們組成一個松散的聯盟，公推最強大的一股首領李文茂為盟主，對廣州實施圍攻。廣東巡撫葉名琛這時的處境真可謂山窮水盡。當時廣州兵勇僅1.5萬余人，以此對付20萬圍城洪兵，困難可想而知。洪兵的弱點成為葉名琛成功的因素。他們人數雖多，但缺乏訓練，紀律松弛，武器落后，補給困難，“賊乃烏合之眾，并無行伍軍法故也。”起初，他們只在攻占的地區收人頭稅，后來，他們乞靈于劫掠，就更迫使廣大平民百姓與之對立。各村莊紛紛響應官府號召，組織團練自衛，阻截紅兵。

從戰略上看，如果佛山陳開的10萬之眾也參加圍攻廣州，那么廣州城必陷無疑，因此葉名琛不惜任何代價，堅決攔截陳開。在清軍及鄉紳團練的頑抗之下，葉名琛的目標達到了。這是廣州圍城之戰中決定性的戰斗之一，它打破了陳開同李文茂會師的計劃，使廣州免遭淪陷。

廣東中路、西路、東路、北路群雄并起，全省形勢岌岌可危。在開平縣，何亞鳳“起紅旗”，“兵火殃連，道路紛傳”。開平另外一股洪兵譚亞受、余兆表等甚至糾集沙河、江門等處。另有洪兵入踞長沙，由荻海登岸，圖撲新寧縣城。所以，葉名琛保住廣州只是取得了局部勝利。

葉名琛能夠在廣州及東、西、北江各處取得勝利，官兵而外，鄉勇、團練起了很大作用，但從中卻產生了另一場危機。

太平軍興，咸豐帝“迭次諭令各直省舉行團練，并刊刻明亮、德楞泰‘筑堡御賊疏’、龔景翰‘堅壁清野議’，頒行各省……人自為戰，家自為守，使賊黨日孤，盜糧漸絕，然后濟以兵力，方無顧此失彼之虞。所謂以民助兵，以堵為剿，制賊之法，未有善于此者。”團練、募勇成為政府應對危機的一大法寶。葉名琛在洪兵剛興起時即大量募勇。但戰爭曠日持久，政府財源逐漸枯竭，葉名琛便以功牌、官銜和官職為誘餌，鼓動士紳們用他們自己的錢招募族人充當募勇。在此過程中，“客勇”應運而生。其中，鶴山、高要、開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離幫助政府鎮壓洪兵的軌道，將矛頭對準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

洪兵方興，高要武舉人、客紳馬從龍（一說鶴山籍）立即行動起來，在鶴山、高明一帶組織客勇，“客人素與土人不協，常欲借端啟釁，圖為不軌。及得令，益自恣睢，結寨云鄉、大田，佯托官軍，誣土著為匪黨，肆行殺戮，各邑又潛為勾引，蔓延六縣。”另有記載說斗禍最先起于恩平。同治四年郭嵩燾奏稱：“其始客民與土民雜居，各自為黨，積不相能。咸豐四年恩平土匪圍撲縣城，知縣郭象晉專募客勇以攻土匪，于是開平、高明、鶴山諸客籍群起以剿辦土匪為名，或幫同地方官克復城池，因以積年仇恨土民之心，乘勢報復，肆意屠殺，致成械斗巨案。土客交相擄殺，各至數十萬人。”

洪兵起義對于開平縣構成了直接威脅，縣城被攻破，知縣等官員死亡。咸豐四年七月，新會、新寧等縣城相繼被洪兵“環撲”，“幾于滋蔓難圖。”旋即，鶴山洪兵數千突入開平境內，縣城不守，知縣慶樟及典史林鏞等死之。當時，開平境內洪兵響應者有東路張江，西路司徒正吉，北路梁福，南路譚壽等，各聚黨數千人，謀攻縣城，約胥役內應。七月十八日，梁福勾通鶴山洪兵首領馮坤仔，糾眾千余人，到城外馬道立營。知縣慶樟聞變，“議防堵，諭四鄉設團備救，時賊氛四塞，紳耆罕有應者，勢孤援絕。”十九日，城垂破，慶樟仍抱一絲希望，邀城守關鎮邦、典史林鏞“集署議戰守策。旋登堂招胥役問匪勢幾何，黃三應曰：‘站立者皆從匪，惟高坐堂皇者異耳。’”慶樟見內變，“吞金死，城守、典史俱殉難焉。”城遂陷，洪兵入城，“恣行搶掠”。馮坤仔尋移營古儒墟。鶴山、開平等地客民開始集勇相抗。